“遇吉时沐春风铭刻大爱，逢盛世入华居莫忘党恩。”这是榕江县丰乐移民新区一苗族移民户门口贴的对联。
    苗族同胞对联中的“大爱”与“党恩”，就是指榕江县整合了生态移民、农村危房改造、扶贫搬迁、城市棚户区改造等项目资金，建安置房，为移民户无偿提供。
    2013年2月2日，榕江县计划乡摆王村和摆拉村303户人家整体搬迁到此居住，一夜间，1070名苗族农民变市民。
    为了让移民记住乡情，当地政府作出了“移民新区一个小区域一个村，一栋楼一个组，一层楼一个家族”的安排。同时，当地政府还想方设法在产业布局中，为搬到城里的苗族通过能就业，有收入，移民搬迁后的日子越过越好，创造了移民搬迁的“榕江模式”。
    在榕江县委主要领导看来，“榕江模式”就是“用城镇化解决农村问题，用工业化解决农民问题”。
    榕江的经验与实践，是我省苗族地区推进城镇化建设的一个生动缩影。
    作为苗族的“大本营”，贵州苗族人口占了全国苗族总数的一半还多。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全省常驻少数民族人口1255万，其中苗族有397万，占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32%。
    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城镇化是一项推进统筹发展的系统工程。苗族地区的城镇化，是我省民族地区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历经漫长迁徙历史的民族，苗族多数分布在远离城市的偏僻山区，以村办单位聚族而居。
    在日前召开的贵州省委农村工作会议暨全省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省委书记赵克志指出，我省新型城镇化加速推进，在“三农”工作中要“以城镇化带动农村”。
    毫无疑问，深入探讨苗族地区的城镇化问题，对于更好地推进多民族贵州的城镇化进程，具有积极的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2014年底，在凯里举行的2014年贵州省苗学会学术年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领导、专家、学者就苗族地区城镇化建设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事实上，这些理论结合实践的探讨，不仅为苗族地区的城镇化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而且为全省各地的城镇化建设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走山地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将‘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理解成‘农村户口转化为城镇户口’”、“发动农村人口去城市工作”、“城镇化的关键词是‘城’”以及“城镇化缺少经济账”，是中国黄金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万喆总结的目前我国城镇化建设存在的“四个误区”。全国如此，苗族地区也不例外。
    在苗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84%的雷山县，近年来，始终围绕“具有浓郁地方民族风情的旅游景观型、绿色产业型、移民安置型的园林生态城市，打造宜居、宜游、宜业的城镇环境”的总体规划定位，依托当地底蕴深厚的苗族文化，完成了苗族银饰刺绣一条街、铜鼓广场、木鼓广场等建设，启动实施了蚩尤大道等一批项目建设。
    城镇化建设不仅让雷山成为了“中国最美的小城”、“全国最具文化底蕴及自然和谐的十个小城”，而且还使雷山成为了全国知名的民族文化旅游目的地。同时，雷山的西江、郎德等特色乡镇建设也得到了扎实推进。
    在松桃苗族自治县，围绕到2016年全县城镇人口达30万人（其中县城16万、乡镇集镇14万），以建设“山水县城、特色小镇、美丽乡村”为主抓手、促成铜仁·松桃同城化为总目标，以“丹霞民族文化旅游县城”为定位，掀起新一轮城镇开发热潮，创造了城镇化“一天一小变、一周一大变、一月一巨变”的“松桃速度”。
    对于黔东南州的城镇化，州长廖飞表示，“我们的城镇化道路追求生态与文化相结合，建设山水城市、绿色小镇、美丽乡村，突出‘人在景中、景在城中’，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在我省，像雷山、松桃以及黔东南这样的苗族聚居地区，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地方不在少数。
    相比较苗族聚居地区而言，在贵州，许多地区的苗族人口主要以散杂居为主。在这些地区，城镇化的建设同样走出了不少独具特色的道路。
    在拥有6万多苗族人口的黔西县，近年来在苗族地区的城镇化建设中，作了大量尝试和努力。在东风湖库区建设中，黔西南把苗族聚居的化屋移民搬迁到了莲城等六个苗族聚居村镇，苗族集镇人口达11860人。在铁石苗族彝族乡，黔西县实施了生态移民搬迁工程，集镇新增苗族同胞803人。先后撤销了协和、沙井、钟山等3个民族乡，增设四个以苗族为主体的新兴小集镇。在新农村建设中，黔西县还新建了海坝、杨柳等一大批具有城镇功能的苗族聚居村寨。
    黔西县民宗局副局长杨朝昕告诉记者，黔西县的苗族地区城镇化人口达到22760人，占苗族人口的40.86%，如果加上进城务工人口，苗族地区城镇化人数达到或超过全县平均水平。
    在省苗学会命名的“中国苗族第一镇”普安县龙吟镇，在推动城镇化建设进程中，把打造民族风情商贸街作为了窗口和亮点，力求在建筑风格上求新求异。
    事实上，通过近年来的不断探索和努力，在我省各地的城镇化建设进程中，苗族聚居区有聚居区的做法，散杂居地区也做出了散杂居的特点。
    “经过多年的努力，苗族地区城镇化发展步伐不断加快，城镇数量不断增加，城镇空间加快拓展，城镇基础设施和城市功能得到改善，城镇管理不断加强。”省苗学会会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杨光林说。
    而在黔东南州委书记李飞跃看来，城镇化建设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和重要引擎，这次会议为黔东南州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提供了根本遵循，提出了走“山地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城镇化发展方向。
    “我们要坚持从基本州情出发，着力探索走出一条具有黔东南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子。”李飞跃说。
    对于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贵州而言，唯有因地制宜，走山地特色的新型城镇化，才有希望和出路。省长陈敏尔在此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就专门谈到，贵州的城镇化，不求大、不求洋、不求高、只求特，彰显山区城镇发展的特色。
    毫无疑问，这种城镇化发展理念，为贵州走自己的道路指明了方向，那就是突出“山地”特色、彰显民族文化和强化生态人文。

亟待探寻和实践的内涵式发展道路

    在中国，城镇化的建设并没有一个完全可以复制的模式。不同地区、地域和民族，在这个推进的过程中，既有共性，也呈现出更多的个性。
    在推进城镇化建设进程中，虽然我省苗族地区作了不少探索实践，也取得了阶段性的重要成果，但不可否认的是，苗族地区城镇化建设的内涵式发展道路仍然有待探寻。
    “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苗族地区的城镇化仍然存在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杨光林认为，发展水平低、城镇建设缺乏或融入苗族文化元素不够、部分地方苗族传统村落及活动场所遭到严重破坏、对乡镇的城镇化建设程度不够等问题，都在制约着苗族地区城镇化建设的进一步提升。
    对于苗族地区的城镇化，在杨朝昕看来，应表现在随着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从而使苗族地区生产力不断提高，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产业结构不断得到调整，苗族农村人口生活居住向城镇发展，苗族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过程。
    然而，在黔西县铁石民族乡铁盔生态移民点，多数苗族同胞转产从事牧业生产，由于资金、技术等都跟不上，随时面临破产的风险。个别人家春节时还有50到60只羊，到了年底却连种羊都没有了，给生活带来严重困难。
    “居住条件虽然基本达到了城镇化的要求，但是，生产上还是以第一产业为主，二三产业比重相对较低，城镇化缺少产业支撑。”杨朝昕说。
    清镇市苗学会副秘书长耀家昌则认为，没有产业支撑的新型城镇化，就聚不了“人气”。“如果让农民离开土地，融入这样的城镇生活，降低或没有经济收入，他们怎么能安居乐业？”
    在清镇的城镇扩容中，大门洞和河堤阁两个苗寨被融入其中。但两个苗寨的耕地被征拨后，没有统一规划，苗族文化被忽略，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拔地而起的钢筋水泥房。
    “苗族同胞都希望过上好日子，但苗族地区的城镇化要做好总体规划，要尊重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好大喜功。”耀家昌说，苗族地区的城镇化建设需要谨慎实施。
    事实上，在苗族地区的城镇化建设进程中，这样的现象不在少数。
    “现在，功利地对待大自然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一些人开始在祖祖辈辈都万分珍惜的‘秧地田’里随意盖砖房。”省文联主席顾久说，“好在现在生态文明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政府在发展规划中开始注意在保护中发展，使得一些原生态民族文化得以保护传承。从江岜沙的村民依然坚持自己植树丧葬的传统；雷山县苗族同胞们仍以‘蝴蝶妈妈’为世代古歌传唱的内容和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装饰，并称‘没有蝴蝶妈妈的刺绣不是苗族的刺绣’。”
    在省苗学会常务副会长余正生看来，面对当今中国社会贪大求全而如火如荼的大都市化甚至特大都市化及其日趋热烈的乡村城镇化建设趋势，苗族地区如何冷静而求实地科学决策和选择路径，这是摆在苗族地区执政者面前的重大战略问题和艰巨的现实任务。

·记者观察·

文化传承是关键

    苗族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物质条件方面的改善固然重要，然而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才是这个民族的灵魂。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城镇化建设时曾指出：“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要融入现代元素，更要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
    如今不断上演的“千城一面”、“万楼一样”，主要是因为在城镇化进程中，过分追求速度和短期政绩，缺少文化视角下的长远规划。
    “只有在城市建设当中融入民族特色文化元素，才能让外来的人口有归属感。”省苗学会秘书长杨政洪认为，民族特色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竞争力，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只有文化的浸润，城市才能彰显其特色和气质，城镇化的进程不能忽略民族特色文化的传承和培育。
    而在省苗学会副会长吴建伟看来，苗族地区的城镇化，文化遗产是品牌更是责任，必须注重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的沉淀是历史，历史的流动是传统优秀文化；文化遗产的延续和基因传承，在一座城镇的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当贵州全面实现城镇化一百年后，我们的子孙才能仍然依靠今天传承、延续下来的文化遗产，认知他们是从哪里来，将要到哪里去啊！”吴建伟说，城镇化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如同鸟之双翼，人之双腿，如果缺一，将无法飞翔和行走。
    本文开头提到的“榕江模式”，之所以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就是因为其成功探索了“2＋5”模式，即保留农村计生优惠政策和山、林、田、土等农村产权不变，配套住房、教育、就医、就业、社保五项保障措施，确保群众“搬得出、留得住、能就业、有保障”，扶贫成效明显。
    更为重要的是，榕江县在推进苗族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中，各民族之间的风俗习惯和文化差异在新的环境里得到相互理解和尊重，并且相处和睦融洽，促进了民族文化传承与民族团结进步。
    这样的方向，应是苗族地区乃至整个民族地区城镇化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民族地区的城镇化道路究竟该怎么走？纵使没有一个可以完全复制的模式，但在中央的顶层制度设计中，已作出了明确的方向性规定。
    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专门提出：“民族地区推进城镇化，要与我国经济支撑带、重要交通干线规划建设紧密结合，与推进农业现代化紧密结合。还要重视利用独特地理风貌和文化特点，规划建设一批具有民族风情的特色村镇。”
    事实上，这是中央对各地走新型的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又一次重申和强调。
    中共中央、国务院2014年年初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坚持“文化传承，彰显特色”的基本原则，“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历史文化禀赋，体现区域差异性，提倡形态多样性，防止千城一面，发展有历史记忆、文化脉络、地域风貌、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形成符合实际、各具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只有避免了盲目冒进、急功近利，民族地区的城镇化才能真正惠及大众，对人民和历史负责。